殷谦：当代文学现状及文学断想

一、文学及作家的本真

    我所谈的郝丽云是山西朔州一位从事乡土文化研究以及乡土文学创作的本土作家、青年学者。
    由于长期隐居于雁北，故而对雁北文化和文学状况也有所关注，在这片闲安和淳漓的地方蕴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而关于对云州这片土地的认识，我还是通过郝丽云赠送我的几本著作中了解到的，于是郝丽云这个名字跳入我的眼帘。他的诸多著作中，我比较喜欢《家在怀仁》和《土话》这两部，尤其是他最近要出版的文化随笔集《土话》，单从文笔来看，优美而自然，既有文辞的雅韵和凝粹，又有文学的魄力、绵丽。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一直是坚持着传统文化研究和传统文学创作的作家。他是用真实的生活来实践他的诗篇的，是用生命来抒写他的诗篇的，而且他的作品与这里土生土长的人们一样具有善良的品质，从他辛勤开垦的文学土壤上可以看出，没有丝毫的敌意和偏见，所以才培植出了一棵根深叶茂的文学之树，并且获得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普遍的认同，那些怀着善感和真诚之心的读者，从他的作品中获得的是一种超越了故事本身局限之外而感发的强烈共鸣。
    与当下那些迷瞪者们所喜爱并热捧的“市场文学”不同，郝丽云反感那些握笔杆子的人将文学变成不伦不类的怪胎，原因是那些所谓的文学就像没有灵魂、怪异而冷漠的机器人，他们的文字既无目标可追求，也无行动的热情，整个写作就是作者本人的写作和人生态度的物化形态，在现实物欲的驱使下，他们挖苦和蔑视异于他们的人，不但不爱这个世界，反而还嘲弄这个世界。你看，他们的文字变形的悖理悖情，夸张的失去分寸，反讽的丧失目标，将作品变成作者本人自恋、自私和偏狭、阴暗的心灵的象征。他们不但怀疑爱意和善良，而且置身于冷漠和无情，并以此骄傲，甚至荒唐到为自己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而颇感自豪。他们对于“善”和“恶”的认识是畸形的，基本丧失了对其的正确态度，当代文学几乎崩溃和毁坏于这种基本观念。
　　从郝丽云的《黄花梁》、《家在怀仁》、《不谈命运》、《土话》等作品，我就想重述一下我对文学本质的认识，真正的文学作品不仅止于描写现实，而且还要深刻地解释现实，它基于作者对人和世界深沉的爱意，反应出作者的道德立场和情感态度，以及作者的理性认识——绝不会将“客观事象”与“主观心象”分离开来，也绝不会愚蠢地将它们对立起来。与当下很多作家那种暧昧的写作态度和疲软的精神状态划清界限，郝丽云书写着一个地方的民族的深哀巨痛，他的作品反映出他的心灵刻度是明晰的，而且更有力量和热情；他没有我们这个享乐时代的那种自私而势利的冷漠，而是对不幸者以及弱者的同情和怜悯；他的作品充满了浓厚的人道情感，而不是那些自私无情、冷漠空洞的“市场文学”。他的作品令我欣赏的是他那种“直抵”和“介入”，以及“干预”性的文学写作，那就是作者必须要具备这种积极的、正常的写作态度，“直抵”读者内心并能够从中获益；必须要倡导富于怜悯，“介入”到作品的每一个情节当中，使读者明白爱与善的价值意义；必须以充满热情的人道化写作，“干预”文学作品所包蕴的人道价值和人性内涵不受任何形式的侵犯。
    正如郝丽云所说：“我不认为作家与一个农民有什么区别，都是在生产与播种，都是在收获与期待，关键的问题是：你种的真是‘粮食’吗？任何作家都可以和一个农民一样，在枕上憧憬千畴绿野，但当你把这虚假的作物捧给读者的时候，让他们如何下口？抱怨、怀疑连牛羊都不啃的‘假想作物’，谁会、又如何断定是真正的作物呢？”（郝丽云，《文学不寂寞》）他的这些话对于一个并不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或者那些不理解文学，甚至抱着“文学是个怪物”此类观念的人来说，这足以让他们捂着嘴巴窃笑，他们会以教训的口吻告诉你：“文学就是娱乐，你当它是什么？”所以，诸如欲将人降低为冷漠和自私、凶恶和残暴的野兽的《狼图腾》，以及把中国人视为弱智，并不断嘲弄和蔑视读者智商《藏地密码》等作品成为他们的食粮，尽管它们是一堆发霉的陈芝麻烂谷子，但却成为不少读者津津有味的大餐。单从惊人的发行量来看，也许郝丽云会惊呼：“同样是本土作家，同样是喝着马奶长大的人，难道你们的情感让冰冷的河水带走了吗？”在我看来，他们的作品具有娱乐精神，而不能当做文学来看待的，那些侧重于追求市场效果以及形式之美，满足读者猎奇心理和低级趣味的“作家”都是冷眼观世而“热心观市”者，对他们而言，稿费的数量意味着一切，发行的数量意味着成功，出版的数量就意味着成就，写作的正确态度和作家的责任的必要性、作家的道德立场、情感态度的显示和文学艺术价值的重要性，都被他们轻视和丢弃了。而对于像郝丽云这种具有强烈的道德批评以及介入社会冲动倾向的作家而言，一个作家的作品和作家本人一样重要，作家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态度是作品价值重要的构成部分，作家有责任和义务向他的读者表明他的立场。
   《土话》通过作者对朔州方言的理解，对诸多方言的诠释是充满智慧和趣味的，作者创作的小故事无疑都经过了巧妙、精致的构思，在令人惊叹和捧腹的同时也令人深思，从“一字部”到“四字部”的方言故事，呈现给大家是一系列优美的小品文。《土话》显示出郝丽云的态度是温婉而忧郁的，其中一系列的小故事诠释了怀仁的风土人情，他也写了很多人和事，充满了他对这方土地的深沉爱意和悲悯之情。虽然也有挖苦和嘲弄某些人以及某种事象，但他是怀着善意而非恶意；虽然也有讽刺和幽默，但他表现出的是积极的效果，同样会引人发笑，但这种笑是一种使人从善的笑，饱含辛酸的笑、噙着热泪的笑。
    《不谈命运》表现出作者对人性的“善”与“恶”的基本态度和认识，对人来说，善良无疑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唯有真正善良的人能称之为人。通过《土话》我们会发现，在这方乡土上一切都是真实的，没有歧视和攻击，没有欺诈和嘲笑，在这里，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也不会受骗：“碗窑村有一老汉想去女儿家，苦于没车，于是经崎岖山路，站在了铁轨正中，恰有一辆拉煤的火车下来，他挥手叫停，火车司机大为惊讶，于是紧急刹车问其缘由，老汉说：我想去小峪煤矿，我女儿在那儿哩！估计我女婿你也认识，他叫某某……你还别说，火车司机真的认识，固然哭笑不得，也无法解释，只好说：‘您上车吧！’于是，长趟趟的煤炭专列，拉上老汉，直抵目的地！”对地方的方言的解释，作者是以全知性的语句来描述的，从每一个小故事里我看到了憨厚、淳朴和善良的普普通通的人们。从《家在怀仁》我也看到了作者本人温情和善良，他同情家乡的父老乡亲，同情他们的命运，了解他们的生活，那些不幸的人们在他的笔下充满了敬意和同情；那些面对苦难的人们在他的笔下表现出了乐观和坚韧。
　  我常说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事业。人格的境界决定了文学的境界，而文学的境界决定于一个作家心灵的善良和纯洁，郝丽云的心灵境界与他所从事的文学事业是表里相符的。我与郝丽云见过几次，第一面对我印象深刻。那时候我去怀仁见朋友李日生，散步的时候，一个手里拿着书稿，低头走路的人从我们身旁走过，神情疲惫地向我们点了点头，匆匆而去。李日生对我说，这就是我们这里最有名的作家郝丽云，怀仁广场上那个标志性的石雕上的辞赋就是他写的。我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李日生问我要不要打个招呼，找个地方聊聊文学，我说不要打扰他，或许他正在构思创作。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他显得朴实又温和，是那种和蔼仁善的人。

二、文人与文学的天性

　  说到文人这个词，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人眼里，它属于一个歧义的词，或贬义，或俳诙，总之不是一个多么受听的词。我就常常遇到这种尴尬的情形，总有人会说：“你们文人……”如何如何。有时候也许几句话伤了别人的脸面，也会听到旁边有人有意无意地安慰其：“他就是个文人，你何必计较……”所以说，这种轻蔑的语气听得多了，就连我都觉得文人大概不是什么好东西，可问题是我不明白文人不好在哪里，而他们这些不是文人的人又好在哪里。想来想去，觉得无趣，总还是明白一些原因的，那就是，大概是他们认为文人不通变化，不谙世事，不懂圆滑，不劣方头……总之是不成体统，狗屁不是。严格来说，在这样一个时代，被某人称之为文人那是一件很值得骄傲和荣耀的事，比称之为作家要受听多了，作家有什么好听的，如果你细细地听，很有可能听到的是“作假”这两个字。何为文人？严格意义来讲，并不仅仅是知书能文者才是真正的文人，如朱熹所说的“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就是理解一些词汇的时候，不能以文害辞。真正的文人是有文德者，就是说，光自己知、自己能还不够，还要以文诲人，甚至以文树人。相比我们时代很多红得发紫的“作家”来说，作文时首先想的是除了银子的别个，虽说是著作等身，面子上是过得去了，但其里子却尽是糟粕，这样的话，用孔子的话来说：“虽多，亦奚以为？”虽然那么多，可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一个作家要以文“毁”人，以文“束”人，难怪不被人诙谐为“作假”。在这个“作家”泛滥的时代，我在此谈论一个我所喜爱的作家和其作品，不如以文人称之，从感觉上我觉得较为妥切。
    郝丽云是一个传统的文人，从怀仁到朔州，无论他在什么地方都密切地关注着自己的家乡和自己的时代。郝丽云供职于朔州电视台，但他经常去的地方却是乡下，走村串户，常常与农民兄弟打成一片，除了问寒问暖外，他总不忘记搜罗一些民间故事作为他创作的脚本。常听朋友开玩笑说，如果你去朔州电视台找郝丽云，如果发现他的鞋子上没沾泥巴，那就一定不是郝丽云。
    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责任心的文人，郝丽云是一个对时代问题和社会疼痛都很敏感的作家，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回答着他这个时代最为迫切的问题。郝丽云离开家乡怀仁以后，长期在朔州生活和工作，但他从未疏远过家乡，并且一直关注着怀仁以及朔州的进步，当下时期的文学之启蒙精神深深扎根在他内心，他从未放弃过。比如他的小说《黄花梁》，读罢憬然有悟，令人唏嘘不已，一种悲悯感油然而生。与郝丽云同有一种不期而然的感觉，那就是怀仁这片土壤养育了一方纯朴而善良的人，他们经历过无情的岁月和时代的变迁，曾在传统观念的厚茧中苦苦挣扎，而如今他们终于破茧而出了。《黄花梁》所讲述的就是曾生活在这个厚茧中的人们对文明的渴望与追求。当那个充满着希望和梦想的姑娘用她那黑亮的眼睛注视着她的世界时，她的内心又是何样的感受呢？在矛盾与挣扎之间，在现实与梦想之间，她是何等的无奈！《黄花梁》是一个凄美的故事，它蕴藏着太多的辛酸和苦难。而作者却在小说尾声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同情和悲悯之情：“多年后的一个春日，县文联一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小青年来到了黄花梁……他说：‘黄花梁……即将成为乌金滚滚的小康重镇，并且听说这里有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能谈一下吗？’这位退休老矿工望着妻子银白色的头发和沟壑纵横的脸，喃喃了许久，说：‘黄花梁其实没有故事……’”黄花梁怎么会没有故事呢？而谁又愿意去剥开那段令人心痛的伤疤呢？别说是人，如作者在手记中所说的那样，“连伏卧恒久的黄花梁都成为一丝失落的叹息。”
    郝丽云有三部在我看来很优秀的作品：《家在怀仁》、《土话》和《探朔》，这三部思想性的著作表现出了文人与文学的天性，那就是以光明和爱为底子的反思精神和文化自觉。郝丽云说：“一株树，我也立传；一块石，我亦觅源。”这些作者竭尽心血凝练而成的著作却无法成为热销一时的作品，有谁会去关注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呢？又有谁愿意去触摸她的厚重呢？至今还艰辛创作的郝丽云对自己的文学信念坚定不移，甚至他出版作品都需要热爱和支持他的人来赞助。对此，他却说：“写作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稿费，但眼前真的晃动着许多平凡而高贵的生命留影。”、“宏大的历史叙事，我没有关注。我只知道，我的笔下，蒙恬、杨继业，都是人。”……追求金钱是许多人在当下这样一个特殊社会转型期的惟一的目标，许多人为了追求金钱而不择手段，而郝丽云这种理性的财富观具有超越性的人文主义，也具有现实主义的历史感，他告诉我们，金钱不是人最高的目标，它也不是充分条件，而是生活的必要条件，也仅仅是现实目标。在这里，一个人懂得如何放弃以及克制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真正的文人大都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财富和金钱，与文学的天性一样，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向来视金钱为敌人，真正的文人不会像“作假”那样无耻的鼓励和赞美拜金主义，相反是抨击和批判拜金主义，教导读者不能惟利是图，并懂得理性的财富观。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一种“道德平衡器”，它震慑着人们自私贪婪的内心，为读者提供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支持和启示和支持，它拥有一种巨大的力量来调协我们的生活，使人心有所惧，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正当地生活。如果文学的天性泯灭了，并随着堕落的时代沦为人们娱乐的消费品，那就不是真正的文学了，同样也丧失了文学的意义。
    在《材料员》这篇小小说里，郝丽云显示出了一个文人才具有的同情心和悲悯感。靳成幸福而无奈的生活令人深思。如他所说，“在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无法拒绝，却在无情地嘲笑。我们该尊重个体生命的存在，他们，其实也是我们。”我想是的，既是一个多么卑微的人，也是生命的存在，在我们共同生存的家园里，也值得我们去尊重，而不是嘲弄和羞辱，甚至怀有敌意。
    郝丽云的小小说《楼上楼下》具有启示性，为当下这个物质至尊、娱乐至上的时代提供了一种伦理精神和可靠的道德方向，令人思索和不安，同时也让人倍感温馨和鼓舞。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伤痕文学，这是那种依靠精心的设计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组装”成的小说无法相比的，而这种东西却也冠以“伤痕文学”，可它却能莫名其妙地赚来许多少男少女的眼泪。就像作者在《楼上楼下》的手记中所说的那样：“从一场莫名其妙的接吻开始，通过空间的置换，楼上人看楼下风景，楼上人却不知自己也成为风景……”这篇小说首先将人的感觉带入到一个灰朦朦的似乎又飘着雪花，或是漫天柳絮缓缓飘零的一个孤独的、无人的空间。噢，那确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空气仿佛在瞬间凝结了，一切都陷入一种真空状态，而就在此时你蓦然抬目，却发现在一张厚厚的、透明的玻璃墙后面，有一张挂满泪痕的面容，原来那不是别人，而正是自己。作者将一种美好的观念和情感输送入我的记忆，持久地令我怦然心动。

三、理想主义的作家

 
    郝丽云曾通过网络与我交谈，他首先向我“发问”：这个时代暧昧的文学究竟如何去定义？如何去理解？他说：“用散文、小说、诗歌等任何形式表现都可以，你说它是人学、情学——只要别说是化学或数学——也都正确，可是，我们都应该设问：无人喝彩、理睬的文学还算‘学’吗？我想做一个实验：文学寂寞吗？群众还需要文学这样的一门学科吗？作为一个普通的作者，或许我的想法是自不量力的，可是我想尝试。”
    而事实上，研究文学不能没有知其人以论其世的视野，也不能没有人与文互为印证的眼光，文学即人学，脱离了这个基本宗旨，那“文学”就是一个怪物，只倾向于文本而忽略其它，就是说，很多人认为作者与他的作品是没有实际关联的，而这种分离主义本身正是破坏文学本质的消极思想，我不相信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即使他才高八斗能够写出什么好作品来。“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苏轼，《答张文潜书》）苏轼说的就是文如其人的道理，作者的人格状况和人文素质是诠释文本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一部作品反映了作者对读者的态度以及作者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他能不能使读者体验到诗性的意味和纯正的美感，能不能以健康积极的趣味创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他能不能以充满同情和悲悯的情怀叙述具有人类性和社会性的经验内容，摆脱自恋和自我主义的倾向，使笔下的文字成为人们真正的精神食粮；他能不能读者前行之路上提供温暖和光明，能不能以文化自觉客观地发现社会残缺和病象；他能不能捍卫自己的理想以及内心的尊严与自由，能不能不沦为市场的奴隶而用娱乐和虚假的方式来粉饰现实以及回避历史，能不能对他的读者说真话，能不能直面权力并勇于斗争；他能不能摆脱市侩对自己心灵的毁坏而以升华力来描写和叙述，能不能摆脱金钱和权力等异化性力量的消极影响，能不能以充分的教养和健全的人格来以笔为旗，文以载道……真正的作家以及作品应该包含着这几个尺度，也就是为文的普遍的价值准则。
    在读了郝丽云的几部作品后，我为这种传统文学在我们时代的尴尬境遇而感到遗憾。当代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倾向于赞扬和肯定的，在这个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国土上，很多作家已经失去了直面问题和说真话的勇气，忘却了自己的身份，抛弃了自己的立场，成为苟活在“联想世界”的一群没有明确目标和高远志向的堕落天使。
　  通过郝丽云的《家在怀仁》、《探朔》和《寻找金沙滩》等作品，就会发现他是那种有着悲剧意识和同情心的理想主义的作家。同样，“理想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也难逃脱被奚落和嘲弄的厄运，这种属于人类才有的价值理念和精神现象，尤其是在一个人欲横流、无所不破、享乐主义至上的时代，被人们无情地挖苦和讥讽，它几乎成为乌托邦和白日梦的代名词，理想主义者也被他们蔑视为不切实际的疯子，是应该被送往Mental hospital的精神病患者。理想主义易破坏而不易构建，所以它也是人类的一种极其脆弱的价值观。但是，积极性质的理想主义是一个时代精神风貌健康的标志，它是指向人类心灵向善和向上的运动，倘若一个时代的学者和作家都丧失了构建理想图景和想象未来生活的能力，都沦为自私贪婪的功利主义者，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化以及文学就一定处于低层次水准和缺乏活力的状态。
　　像郝丽云这样的通过文学的一种形式记录一段历史或发扬地方文化，并以此来抒发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以及寄托、表达他的理想，这在那些将文学理解的极为狭窄的、总是以前卫姿态自居的“解构主义者”看来都是不值一提，甚至“难登大雅之堂”的。在他们看来，理想主义就意味着模式化的故甚其词或述而不作，甚至是作言造语；意味着虚论高议或浮文巧语，甚至是夸夸其谈；意味着欺人自欺的道德说教；意味着空洞、苍白的宏大叙事。他们甚至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散文、诗歌，包括如郝丽云这样的文化随笔等等体裁统统都不是文学创作，唯有小说才是文学创作，而他们所认为的小说甚至是讲求一定写作技巧的小说，比如在结构以及表现手法上都很传统的小说才是他们所可以认可的小说，所以我将他们称之为从事文学创作的结构主义者。他们倾向于把文学诠释为描写琐碎生活的新写实，把文学等同于身体叙事，把文学视为一个人心灵的舞蹈，在他们看来也唯有这样的文学才更现代、更深刻、更真实。在这个同时，他们将文学变成自己生活中的一个角色，似乎是为了强调他们的虚假性，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争取到了某些道德上的豁免权，所以他们可以在文学作品里大胆地宣泄自己阴暗的心理，大胆地去实施暴力，大胆地去嫖妓……即使在现实中，他们耍酒疯、玩女人都似乎不应该受到道德的审判，甚至他们更愿意听到“作家就是那样的”之类的“赞美”。这些“作家”的文学理念和精神状况变得十分可怕了，道德和崇高以及英雄已从他们的生活、历史、小说中消失了，而他们的文学创作却有针对性地忽略了人，大家都致力于淋漓尽致地显示人这种动物的劣根性和可鄙性……文学在理念上已经畸形了，已经堕落如斯了，而在这个时代沦为戏子的“作家”却丝毫不以此而感到羞耻，还在一本正经地玩弄着文学。
　　当代文学畸形、堕落的病相源于文学本身就应该具有的理想主义的衰落，缺乏文学本身就应该具有的力量感，这也与后殖民洗劫下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消极影响有着巨大的关系，尽管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也给当代文学的技巧发展和观念变革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和有益的启示，但从伦理精神上来看是弊大于利的——人性中的阴暗面被现代主义文学放大化，技巧革新的追求态度被现代主义文学极端化，而对传统文学所追求的价值观却被严重地淡化。于是这个时代就出现了一种没有自尊概念和道德标准的精神上不健全的文学：文学和美完全解体了，表现人类勇敢和才智、自尊和尊严的浪漫主义文学被“作家”遗弃了，而他们所膜拜、推崇的却是人性中的黑暗和堕落。
　　真正的文学具有理想主义的天性，这种理想主义就是执著和信念、力量和热情。如果文学成为一种仅止于与人的体验相关的唯美主义现象；如果世界上什么都不值得热爱，什么都不值得信任；如果我们的精神世界被绝望和冷漠的黑暗所笼罩，那么文学的理想主义也就彻底破灭了。
    郝丽云曾“愤怒”地对我说：“我只要直抵心灵，而不管它是小说还是诗歌！”这也正是我想要说的，文学不是一种形式化的娱乐活动和低级趣味的消费品，真正的文学是在绝域和困境中追求理想的高尚事业，是在绝望和苦难中寻求希望，无论它以何样的形式呈现给人们，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随笔、诗歌，只要人们能从中获得积极的力量，能够从中感受到温暖和希望，这才是文学的本真。

四、什么是真正的文学
　　

    郝丽云的作品大多是与本土历史和文化有关的，对于这种体裁是难以被从事所谓的纯文学创作的人接受和认可的。为什么就不呢？严格来说，与小说、散文和诗歌相比，这种体裁更有文学性，不但要求作者具备高尚的道德，还要具备扎实的文笔功底，渊博的文化知识，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为文的一种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这种体裁的作品以普遍所认知的文学“标准”或“尺度”来说，似乎更要“纯”一些，更与当代那些所谓“著名作家”的那些在物象和物欲奴役下的文学来比，这种体裁的作品似乎更要文学一些，可笑的是，为什么就不认为他是文学呢？郝丽云属于那种泥巴地里的作家，每一部作品的完成就意味着要研究和发掘很多史料，就意味着他要走乡入村，甚至是家至户察，搜集和了解民间文化，其中包含了作者多少心血和汗水，曾有当地作家和我提起过郝丽云的作品，认为他创作的“史话式”、“修史式”的文字，甚至只是故弄玄虚地衒史，所以算不上是文学作品，所以他本人也算不上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作家。我觉得这样的认识有点偏狭，甚至是有点嫉妒意味的批评，如果司马迁在世的话，他听到这样的话不知要作何感想，你能说司马迁不是文学家？他的史记不是文学？如果不是，那么还有什么作品才算是文学作品呢？于是我对他说，虽然郝丽云的文学还有太多的不成熟，但他是对地方文化有所贡献的作家，不能就这样随意抹掉他个人的文学成就。从郝丽云的《家在怀仁》、《探朔》、《土话》以及《话外有话》等作品可以看出，这些作品是能反映本地社会现实的其他样式的“诗史”式的文学作品，确切地说，应该是杂史（Miscellaneous History），即带有历史掌故性质的一家私记，一事始末或一时见闻。虽然小说是一种具有主宰意义的文学样式，但它不能代替整个文学，无论诗史还是杂史，都属于文学作品，我们不该将它从文学这个范畴开除。
    时代的转型使崇雅黜浮的文学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这样一个“新”时代，一切似乎都被“革新”了，甚至人的“本质”和“良心”这样的东西也被无情地“革新”了，很多人的自我认知和价值观在一夜之间被“刬旧谋新”，传统文化及文学就这样被来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国家的“现代派”和“先锋派”给颠覆了，很多作家都成了膜拜“现代教”和“新教”的教徒，不谈“现代派”和“先锋派”就会遭到鄙夷和嘲讽，就会被看做是不懂文学，于是一个时代呈现出极为歧杂的混错情形——被人们视为真理的是交换价值，而真理价值却受到了大部分人广泛的怀疑；很多人已经看不到自己的本质，而被他们看做本质却是人的“肉体”。因而，迷信肉体和交换价值已经成为很多人坚定不移的信仰，这种情况下，理想主义不再成长，于是导致了很多人以及从事文学写作者的“下半身文化”和“欲望化文学”的风靡和泛滥。
    从这以后，文学高贵的头上被无辜地“插花”，被一帮素质低下，人格变态的“作家”抹上了口红，调脂弄粉之后，浓妆艳抹地“粉墨登场”了，以“肉体”和“性”为叙事主体的小说充斥着文学这片原本纯净的土地，甚至霸占了整个文坛，作家越有钱越“著名”，越“著名”越有钱，他们在时代这个特殊转型期获得了巨大的“声望”资源，继而成为商业时代的人们推动市场巨轮的润滑剂，而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坛的“领军人物”。
    就说说山西两个让山西引以为豪的著名作家曹乃谦和李锐，我之所以将他们提出来，是我觉得这两位先生最具“现代”和“先锋”姿态，他们的作品除了在山西本地被推崇外，而且据我所知还被国外一些汉学家所推崇。而他们的作品最大的“优点”就是渲染人物内心深处的阴暗面、黑暗面，以及渲染人物身上的野性和兽性，他们迷恋并执著于粗野和夸张的主观而极端的方式，让我看到他们对待自己笔下的人物的那种粗暴和冷漠、畸变的情感态度：人被他们还原到失去人性和耻感的原始状态，他们无情地剥夺了作为人的人格尊严，囊括拜金主义的低级欲望和“性”在内的原始冲动成为他们作品的“魅力”。在他们恣肆的字里行间，我们看不到他们赞美和向往美好事物，看不到精神痛苦和道德焦虑，看不到充满诗意美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他们虽然也有理想，但那是一种只对物欲的“理想”，虽然也有浪漫，但那是一种只对兽欲的“浪漫”；我看到的只是他们对原始野人的“天真”膜拜。而这样作品却受到了一些人的崇拜，中国人的尿壶被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端上了洋人的餐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竟然大加赞赏李锐和曹乃谦，尤其是赞美曹乃谦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他的语言没有经过意识形态过滤，有时候是非常粗的、非常‘脏’的，完全是民间性的，我觉得曹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同样，这种互拍马屁的现象在中国已经成为文学界的潜规则，老马被李锐赞誉为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唯一的汉学家”，这是个实话，如果评委里再多几个像老马这样的汉学家，那自己不就如愿以偿了吗？马悦然的意思是这就是“原生态”，因为他崇尚这两位先生的赞美原始野性的作品，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也是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事实上是，他们偏偏就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相信在评委中尚有无论是道德情操还是良心良知未泯的评委，否则马悦然还真能把他们供上世界文学的神坛。
     性、暴力、粗话和脏话，这些是文学的原生态？文学是人学，是教育，如果这些消极和低级的东西值得去推崇和赞美的话，那么人类就没必要发展了，发展下去就是毁灭；如果文学不是向上提升人，而是把人还原到原始野人的状态，降低为不知廉耻的牲口，降低为残暴无情的野兽；如果文学是教人崇尚原始野性，那么文学就不直一文，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曾与《泰晤士报》专栏作家马奇泰尔探讨过这个事情，马奇泰尔说，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最高的文学奖项，八个瑞典人也没有资格为世界文学制定标准，文学还是要还原到它的天性价值，如果“现代派”和“先锋派”喜欢那种非洲原始部落的生活，并不遗余力地推崇它，那意味着文明的堕落和倒退。马奇泰尔告诉我，那个原始部落里的男人都把鸡巴用一根绳子吊在腰上，而且他们没有衣服，随便见到“母”的就扑上去了，他们似乎分不清什么是近亲，也许其中还有他的姨妈，甚至是姐姐和妹妹。如果这是人的天性和本性，是人的原生态，那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显然，“现代派”和“先锋派”绝不想做非洲原始部落里的那些人，更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郝丽云是山西一个“不入流”的作家，除了本地一些文化人，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的作品也得不到山西“主流文学”的认可。也许是因为如此，他放弃了继续“文学”的决心，他在手记里写过这么一句话：“我只知道：记录，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功能。与其费尽心思虚构爱情，不如专心致志抒写真实。”我猜测，这可能是他放弃小说、散文、诗歌这被视为“纯文学”三大件的主要原因吧，在这之后专门从事杂史文学创作的路上，郝丽云是孤独的。
　　我认为，文学意味着赋予世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以意义和价值、选择和创造。而郝丽云的杂史文学并不是简单或单一的叙写历史，他的作品包含的更多的是对本土文化的选择和延伸性的创造，即使他从事的是杂史文学，但从写作过程来看，也充满着理想主义的目的性和选择性的，这与曾流行一时的“新写实”完全不同，从郝丽云的作品中我发现了极力捍卫文学的写作手法，当然，他的作品虽然也有稚嫩的地方，但不乏文学写作必备的对理想性和升华性的思想的“选择性”和“概括性”这两个要素，他并不专注于堆砌芜杂的外在物象，而是有他自己的思想和评价，有他自己的情感和理想，在他的内心以及作品里有着对理想生活和理想人格以及美好人性的隐喻性肯定和毫不夸张的赞美。他的作品不单单是讲一个历史典故或民间故事，这个故事是从农民口头传下来的，经过他的用心创作，这些在不了解他作品的人看来是枯燥乏味的文字，其实是充满力量和趣味的文学作品，从文学价值而言，这种杂史文学不乏小说体裁所具有的功效和魅力。真正的文学无论是以何种样式，也就是说无论用什么样的体裁作文，它首先决定于人精神性和思想性的东西，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作家，必须深入采掘理想主义的宝库和人性的光莹。
    郝丽云说：“有一件事令我感到欣慰，也让我坚定了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信念，那就是突然有一天在乡下看到，有几个不识字的妇女闲坐，其中一个有文化的妇女给她们读我的作品，这才是鼓舞我创作的动力，甚至是在我看来的文学的希望。”如果说文学有其功效性和目的性的话，这就是。虽然只是他所说的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但也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他的杂史文学包含着向上的价值指向。请不要奇怪我总是提起这个文学上的“无名之辈”，请不要忽视一些非名家或普通作家的成就和启示性的经验。
　  与所有值得我们去尊敬和学习的优秀作家一样，郝丽云内心有着改善生活的信心和热情，甚至他竭力帮助所有人追求美好的、理想的生活，帮助自己以及家乡人摆脱身上那种市侩和庸俗的习气，人应该不甘平庸，应该有明确追求，比如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农民，不论他们生活多么贫穷，都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哪怕是为了在城里人很多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追求，但只要有一点希望就不该放弃，有追求总比没追求好，正像他在《话里话外·查脚老板》中所写的那样：“她还有一只‘三线麻花银镯’，于是总把胳膊袖子卷得高高的以做显示。”
　　在《土话》和《话外有话》等作品里表现出的是郝丽云特殊的理想主义，虽然他的作品剥示生存的无意义性和无目的性，甚至挖和苦嘲笑人性的弱点和庸俗，但他却以自己特殊的写作方式通过自己的文字与他所抨辟的现象进行了高姿态的诀别：“过去交通不发达，孬地或属于穷人的地总在离村较远的地方，大滩就是这样的地，从家到地一出子要走六七里，可不就累断脊梁筋了吗？天天这样跑，是送饭还是送命呢？”并且他用诗意的方式描绘了一个“理想世界”：“这些所谓‘神仙’，本身只是一些农民，他们充分利用未开的民智，在似有似无、亦真亦幻的故事中不断发掘创作的潜能，让自己潦倒的生活过得比神仙还舒服！我很庆幸能够听着这种原汁原味的本土故事长大，在奇谲的感受中，企羡罗神仙等一干奇人骑着扫帚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而不必像儿子这代人一样，看着哈利波特骑着外国的扫帚瞎跑……”（郝丽云，《土话》之《话外有话·大孟》）这就是他创作中有目的性的意志，也是他所从事的杂史文学的创作精神，他记录着生者的死亡，目的就是希望他们从他的作品中死而复生，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一种力量。
    文学的力量来自作者丰富的想象和优美的修辞，来自于巧妙的结构和绚烂的语言以及真实的描写，只有这样才使得一部作品具有感染力。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归根于爱和善良的，总是告诉我们尊严的价值和爱的意义，教会我们如何去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在郝丽云的《土话》之《话里话外·飞机真香》：“在包头，有家飞机飞过房顶，我们用笤帚圪瘩子扬起一打，打下一只翅膀来，好几个人使劲吃了五六天！那肉呀，一丝一丝的……你问啥味道呀？香！”……虽然这是“嘲笑”农民没有见识，不知道飞机为何物，但从另一个角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农民对那些让有钱的人颇为骄傲的玩意的不屑一顾。我想，任何一个有志向、有理想和抱负的作家，都应该赋予自己的作品以激励人心和温暖人心的力量，只有被理想之光照亮的文学，才是具有力量的文学。

五、文学界的“美狗”和“五毛”

    有人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如果从数量和市场效果而言，我也认为确实是前所未有的“繁荣”，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动辄发行百万册，而且他们荣居“文学榜首”，竟然脸不红心不跳地以排在李白、白居易、鲁迅的头上而沾沾自喜，享受着人们的幼稚的崇拜。在这种“文学繁荣”的背后却是令人为之担忧和震惊的混乱的文学价值观，因为我看不到他们为自己的时代提供了什么积极的力量，也看不到他们为自己的时代指示了什么可靠的方向。
    如我这样指摘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那里仰承而来的“先锋派”和“现代派”的中国当代文学“成就”和“繁荣”，是很容易被遭到嘲笑和讥讽的，就如当下互联网上诞生的两派网民——媚西的一派被称之为“美狗”，而保护传统而敌视西方文化或文明的一派被称之为“五毛”，在很多现代派、先锋派作家眼里，我大概就属于那种“五毛”吧。
　　郝丽云叹息说真正的传统文学正在被人抛弃和唾弃，人们似乎已经不希望在文学中谈正气，甚至不以为正气是文学的灵魂了。如果在文学作品里谈正气、谈道德、谈崇高、谈尊严会被嘲笑为“神经病”，并且有些人还会发出这样的质问：“你到底会不会写小说？”在有些人看来，文学作品是人派遣无聊的娱乐和消遣品，只有在蹲厕和排队或候车的时候人才会读文学作品，除此而外，没有人去读文学作品，所以谁要在文学作品里“一本正经”，就会被讥为不懂文学的“装逼”，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不该有正气以及与道德等有关的任何积极意义的内容，反而，如果谁的文学作品里没有俗气和匪气，没有邪气和流气，那就不是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暴力”、“性”、“谋杀”，没有让人眼泪稀里哗啦的“爱”、“恨”、“外遇”，那就不是真正的小说，总之他们追求和信奉的是这样的文化逻辑——越高尚就越“垃圾”，越无耻就越“现代”。
    中国文学界的“美狗”和“五毛”两大派常常明里暗里，昏天黑地大战，最终是“美狗”在一些读者的赞美和簇拥下沾了一嘴“五毛”，而“五毛”则在一些读者的谩骂和羞辱下灰头土脸地销声匿迹。我就一直没明白，为什么“美狗”和“五毛”就不能和解并团结起来，将传统文学的情结和现代的西方优点统一并融合起来，而是水火不容地进行厮杀。为什么不去追求现代性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为什么就非要将文学中那些玩物丧志和不思进取的糟粕当做赚取声誉和金钱的利器？难道博爱和自由，正直和理性就不是文学的现代精神么？难道充满批判的激情和责任的意识就不是当代文学的根本么？难道充满光明感和温暖的情感的文学是人们无法接受甚至无法容忍的么？
    郝丽云的作品都是在反复地提出问题：真相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如何对待？我认为他有一种敢于面对历史灾难的勇气和敢于反思的精神。在他的作品里还提到了一段日本人侵入怀仁的屈辱，在《探朔》里提到了“文革”时期的一些并不光彩的事情，而这些内容对他来说，并没有知难而退，没有因为惧怕因言获罪而故意回避，因为回避“文革”这种逃避主义态度是文化上不负责的行为，也只有直面，才会让我们反思，才会让我们去创造更加理想的生活。
　　我们为什么把文学称之为人类的精神食粮？为什么需要文学？因为与其它任何形式的文化一样，一切优秀的文学和艺术都是向上提升人的，都是为人们提供光明的。我在郝丽云的文字里看到他对光明意象的描述，在《寻找金沙滩》里他这样写道：“必须寻找，找到金沙滩，也就找到了我们命运的根系！终归有厚厚的尘土把最初的面貌掩埋，而最新版本的故事却永远无法占据想要的位置，这也让我感慨，最细腻的情感能杀死和复活许多内容，而情感所培育的植被覆盖的是整个世界。”在《峪宏之本》里他说：“有时我也会陷入困惑，真正精彩的故事，其实都源自平凡，甚至除却结局的精彩，过程总是和许多并非‘故事’的艰辛曲折有关，而其间缔造的却是伟大的精神。”在《家在怀仁》他这样写道：“有人已经不认识他们了，一如他们也一时难于认出自己！于是，在寻找‘他们’的过程中，也寻找着‘我们’自己。‘他们’是谁？或许，这样的疑问永远不会有最完美的答案，而解答的过程却让我们走近完美。”我认为这是一种蕴含着追求和创造光明的、自信和自觉的、富有理想和力量感的精神，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职责以及本能是什么？就是这种当代很多从事文化的知识分子和作家都不具备的精神。

                                 2011年11月20日于雁北